2016年，中國工業呈現出“緩中趨穩、有限復蘇”的總體特征。工業行業結構繼續呈現高端邁進態勢，中部地區工業繼續領跑，東北地區工業增長乏力，京津冀地區工業增速走勢分化，工業投資增速回落，但投資結構優化，工業出口和PPI增速實現正增長，工業企業利潤延續了增長態勢。
但是我國經濟運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國有投資與民間投資、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失衡，此外回款難問題凸顯。
模型預測結果顯示，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為6%的概率很大。
當前形勢下，要實質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工業生產要素質量和創新工業生產要素資源配置機制，推動工業增長方式從勞動力和物質要素總量投入驅動主導轉向了知識和技能等創新要素驅動主導。處理好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振興實體經濟、遏制“脫實向虛”趨勢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
看點1：充分認識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重要性
質量，是一個日常被廣泛使用的詞匯，在物理學中是指物體所具有的一種物理屬性，是物質的量的量度。在社會經濟中更廣泛地被認為是事物、工作、產品的滿足需要的優劣程度。供給質量改善表現為整個供給體系運行效率的提高。由于發展階段的變化，長期以來中國依靠供給要素數量增加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效率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現在更多地需要通過創新改善供給要素和供給體系的質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質量本身就意味著一組特性滿足需求的程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實質就意味著滿足需求的程度的提高。
供給體系可以由產品(包括服務、工程等各種形式)、員工、企業和產業四個方面組成，那么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就是提高產品(包括服務、工程質量等)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特性、提高員工適應環境變化的素質、提高企業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提高適應消費升級的產業轉型升級能力四個方面的內涵。這意味著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的任務不僅包括微觀質量管理所要求的提高產品質量，還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學關注的員工素質和能力提升，以及企業管理學要關注的整個企業競爭力提高，甚至包括產業經濟學所研究的產業自身轉型升級,以及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產業組織的合理化。
在經過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進入到“十二五”時期后，中國逐步進入工業化后期，呈現出速度趨緩、結構趨優、動力轉換的經濟新常態的特征。按照人均國民收入看，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中國經濟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長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在這個階段后發國家之所以容易陷入經濟長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結構變化和收入水平提高，由城市化帶來的消費升級明顯，需要通過創新實現供給質量提升，但創新往往十分困難，最終導致供給結構無法適應消費結構的升級需要，出現一些重大的結構性失衡，供求不能夠實現新的動態均衡，從而決定了經濟不能夠持續性增長。
在當前，這些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實體經濟供應體系質量不高，影響實體經濟供求失衡，實體經濟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資本開始“脫實入虛”，或者進入房地產市場炒作，或者在資本市場自我循環，追求在虛擬經濟中自我循環，進一步形成資產泡沫，隨著泡沫的愈來愈大，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最終形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
以農業，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的生產總值作為實體經濟寬口徑計算，中國實體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從2011年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貨幣供應量(M2)是GDP的倍數，從1.74倍上升到2.03倍。麥肯錫最近一份針對中國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國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產生的利潤80%由金融企業拿走，而美國經濟產生的利潤只有20%歸金融企業。(參見《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分析年度報告(2016-2017)》p57～5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2月)
看點2：從企業層面完善供給體系質量，處置“僵尸企業”、降低實體企業成本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企業創新發展環境，不斷提高實體企業的素質和競爭力
“僵尸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切忌采取“一刀切”的處置辦法，而應全面分析企業經營困難程度、成因和未來發展潛力，以此為基礎抓住重點、分類化解、精準施策，協調推進。
一是全面評估。對具有資產負債率高企、無法準時償還銀行到期利息、納稅額明顯減少、用電量明顯降低、拖欠職工工資等特征的企業進行重點排查，委托專業機構對“僵尸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和發展潛力進行評估。
二是要精準處置。根據“僵尸企業”情況的差異，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對落后、絕對產能過剩產業和衰退產業中長期虧損和停產的企業要加快清理退出，對主要由于管理水平落后、暫時性的產能過剩而出現虧損但企業技術裝備水平較高、產業發展前景長期看好的企業重在兼并重組或者改造提升。
三是要協調配套推進。具體包括創新金融手段和工具，推進金融體系改革與處置“僵尸企業”相結合，通過市場化的多種融資手段支持“僵尸企業”在市場出清;完善社會政策，社會政策與“僵尸企業”破產政策相協調;健全法律制度，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推進“僵尸企業”的破產、兼并、重組相協調;轉變產業政策，糾正不恰當的財政補貼等市場扭曲行為，實現從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積極引進民營資本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民營企業對“僵尸企業”中的優質資產進行兼并重組。(參見《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分析年度報告(2016-2017)》p63～6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2月)
看點3：處理好降低成本與提升質量、服務業和制造業、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四個方面的關系
雖然中國制造業體系十分完整，能生產聯合國工業門類中的所有產品，但在低成本工業化戰略驅動下，產品檔次偏低、標準水平和可靠性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2016年世界500強制造業品牌數量僅占2%，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和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提升。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終端體現是產品質量和企業品牌的提升，制造強國首先一定是質量強國。中國制造業一定要走出為了降成本而犧牲質量的誤區。
正確處理服務業和制造業關系，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要有利于提升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近幾年中國經濟服務化趨勢十分明顯，工業比重持續下降，但由于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以及服務業自身結構轉型升級緩慢，服務業的效率遠低于制造業，中國存在經濟結構升級、效率降低的“逆庫茲涅茲化”風險。“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效率問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形成一個互相促進轉型升級進而提高效率的良性機制。生產性服務業要大力發展，但一定要以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提升制造業效率為目的，資本市場建設要圍繞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利用新技術全面改造傳統制造業這個中心，堅決避免虛擬經濟過度偏離制造業而形成泡沫經濟。
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自主創新的關系，重視發揮外資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作用。雖然中國進入更加強調自主創新的發展階段，但是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消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等政策并不矛盾，何況消化引進再創新本身就是自主創新的一種重要的方式。當前中國需要進一步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充分發揮外資在高端、智能、綠色等先進制造業和工業設計、現代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促進中國制造業沿著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方向轉型升級。
當前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雖然產業政策在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激勵創新、淘汰落后產能等方面還有重要作用，但我國長期以來習慣采用的強選擇性產業政策的不適應性日益突出，而以完善市場競爭秩序、創造有利于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為基本導向的競爭政策的意義則更為顯著。在這種背景下，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加強市場價格監管和反壟斷執法，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加快建立競爭政策與產業、投資等政策的協調機制。
因此，建立和完善競爭政策的作用機制，促進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優化制造業產業組織結構，發揮中小微企業在顛覆式創新中的作用，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意義。(參見《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分析年度報告(2016-2017)》p72～7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2月)
看點4：中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需要特別關注經濟運行中的諸多失衡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總的特點是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質量和效益提高，經濟結構繼續優化，創新對發展的支撐作用增強。但是中國經濟運行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需要特別關注經濟運行中的諸多失衡問題。
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失衡。2016年1—11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538548億元，同比名義增長8.3%，增速較2016年上半年減少0.7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減少1.7個百分點。自2001年以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均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增速，而2016年固定資產投資首次跌破10%(見圖15)。2016年1—11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617億美元，同比增長55.3%;11月單月同比增長76.5%;吸引外資僅增長3.9%，逆差超479億美元。而自2005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連續10年增長。
國有投資與民間投資的失衡。2016年1—11月，國有控股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2%，增速比2015年全年增加9.3個百分點;而民間投資同比僅增長3.1%，增速比2015年全年減少7.0個百分點。2016年，國有控股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呈現跳躍式增長，由2015年10%左右的增速一躍至20%以上的高位，而民間投資呈現走低的態勢。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以農業，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的生產總值作為實體經濟寬口徑計算，中國實體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從2011年的71.5%下降到2015年的66.1%，而同期貨幣供應量(M2)是GDP的倍數，從1.74倍上升到2.03倍。麥肯錫最近一份針對中國3500家上市公司和美國7000家上市公司的比較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產生的利潤80%由金融企業拿走，而美國經濟產生的利潤只有20%歸金融企業。2016年1—11月，工業投資206361億元，同比增長3.4%，其中制造業投資170152億元，增長3.6%。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失衡是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風險。